回到顶部
  • 开放时间:上午8:30—下午4:30   门票:20元/人次
  • 咨询电话:0512—52786639      游览须知
  • 当前位置:主页 >研究探索 > 翁氏研究 > 研究综述 >
    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翁同龢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004-2014)

    孙 政
     
           翁同龢(1830-1904)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化艺术家,一生历任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并授为军机大臣,兼任总理衙门大臣等要职,成为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关键性人物之一,历来为学界所关注,围绕翁同龢的是非功过,也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1994年和1998年,中国史学会、常熟市政府先后在常熟举办翁同龢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学术研讨会;2004年为纪念翁同龢逝世100周年,又在南京召开专题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就翁同龢的思想及其生平业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当年出版的《二十世纪翁同龢研究》,汇集了翁同龢去世后的一百年来有关翁氏评价的代表性论文60多篇,内容涉及其政治思想、外交方略、与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关系,以及教育观、人才观、人际交往等多方面,这些成果无疑将翁氏研究推向了高潮,也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今时隔十年,史学界在有关翁同龢的研究领域,无论是视野的拓展、视角的转换,还是文献资料的整理发掘,均有新的进展,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本文结合近十年的研究现状稍作回顾,以期进一步推动翁同龢研究的愿景发展。
            一、传统政治史的新审视
           从传统政治史的角度,以往对翁同龢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戊戌年间举荐康有为、开缺革职原因及其思想立场等问题上。
         (一)翁同龢举荐康有为说
    长期以来,由于康、梁在戊戌政变后屡有申说,清廷上谕也言之凿凿,翁同龢“荐康”说几乎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但何炳棣先生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曾撰文指出:“翁、康关系如何先不论,荫桓之荐有为,则无可疑者”,“荫桓引有为戮力改革,实隐然为变法之领袖,非荫桓之先启沃君心,则变法之计不能遽入”。换言之,真正向光绪帝举荐康氏的并非翁氏,而是康有为的同乡、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随着90年代张荫桓戊戌日记稿本的披露,王贵忱、苏晨、李吉奎、范耀登等再次论及张荫桓与荐康的关系。但因翁氏“荐康”说的长期影响,学界对此说应者寥寥。
           马忠文通过这一学术史专题回顾,在据以翔实史料,进一步爬梳翁、张、康之间关系后认为,以往研究无论持翁氏“保康”之说,还是张氏“荐康”之论,大多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加以判断和理解,难免各执一词。欲厘清这桩扑朔迷离的近代公案,必须重新梳理甲午到戊戌期间三人的真实关系;需要考虑到当事人后来推诿责任、窜改毁弃文献、隐讳与夸大事实的种种倾向,以及政变前后清廷高层派系斗争的政治背景等因素。概言之,翁氏“荐康”说的兴起与张氏荐康史实的隐没不彰,除了康、梁“作伪”的因素,还要从政变前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去寻求答案。作者撰文指出,既往研究认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是联系光绪帝与变法领袖康有为的桥梁,他曾向皇帝举荐过康氏,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此说并无事实依据。真正的荐康者应是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甲午至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京政治活动的“谋主”正是张氏。他不仅全力支持胶州湾事件后康氏的上书活动,并且在召对时推荐康氏的变法书籍,积极推动康氏进用。翁同龢作为知情者,在办理公务的层面曾给予谨慎的支持,但并未“荐康”。翁、康关系始终比较疏远。翁同龢“荐康”的说法出现于政变后,首倡者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翁氏“荐康”的官方定论,则是政变后清廷派系斗争的产物。
          (二)翁同龢罢官原由
           1898年6月11日《明定国是诏》颁布后不久,身为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的翁同龢被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再遭革职交地方编管的重惩。弄清翁同龢何以被逐出政治舞台以及事件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一直是戊戌变法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大部分学者认为,翁同龢被开缺、革职,是慈禧太后反对变法的重要安排,光绪帝出于被迫。但萧公权、孔祥吉等学者认为,是光绪帝主动罢了翁同龢的官。杨天石就此撰文指出,揆诸史实,光绪帝与翁同龢之间关系的恶化应是主因,而慈禧太后方面则是次因。翁同龢被“开缺”出于光绪皇帝本意,而非慈禧太后干预。人们之所以易于认定慈禧太后是“罢翁”事件的主谋,西太后最初并不反对变法,关于翁同龢被罢官出于西太后懿旨的各类记载,不是出于传闻,就是出于猜测,无一可以视为确凿有据的信史。其原因盖在于认定慈禧太后是铁杆顽固派,而又不很了解翁同龢与光绪帝之间师徒关系的发展与变化。换言之,翁同龢罢官出于光绪帝主动,慈禧只是顺水推舟。
           谢俊美通过梳考迄今为止的多种说法后认为,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的只能是慈禧太后,开缺时间及革职编管则是军机大臣荣禄、刚毅一伙人从中做了手脚。具体而言,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坚持主战、反对慈禧太后对日求和、上折奏请停止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支持光绪帝维新变法等,是慈禧太后下令将他开缺、革职的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马忠文从戊戌年翁同龢开缺前后的清廷满汉关系切入,指出翁氏戊戌年被罢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翁的开缺根本上说是由最高统治者决定的,但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翁本人对此避而不谈,将刚毅的排挤视为主要原因,也不无理由,至少刚毅对翁的排挤应是重要原因之一。茅海建认为:翁氏开缺原因主要是慈禧太后防止翁坐大,以保持中枢运作在其操控之下,当日下旨命“具折谢恩”,更是明宣慈禧太后的权力范围。然若称慈禧太后罢免翁,为打击变法派,似过高估计了慈禧太后的政治预见力,此时变法刚起步,慈禧太后也不明了变法的最后走向。马勇则认为,翁同龢被开缺回籍既有政敌的报复与暗算,也有自身的失误、不检点,但根本原因似乎是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为了新政顺利推行,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而作出的选择。
           上述学者看取不同的视角考察翁氏罢官原由,尽管意见纷呈,颇显分歧,但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此问题的理解与认识。
          (三)思想立场
           作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翁同龢一生充满矛盾的思想演变历程,素为学界所关注,就此得出了改革派、保守派的不同看法。
           李元鹏从晚清传统社会变迁及政治事件的发生对翁同龢的影响入手,揭示了翁同龢由坚守传统向赞同“中体西用”论的心路历程。作者指出,两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后,翁同龢从理论上认识到西方军事科学可抵御外侮、洋人非夷狄之辈。但作为清流派的代表,作为儒家精神的代言人,他又害怕西学影响传统的道德伦理、社会生活及思想意识。从感情上他又维护着传统,因此在欲变、欲不变中犹豫、徘徊。甲午战后至戊戌政变前成了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赞同者,成了洋务观的实践者。有学者分析了翁同龢的爱国思想,既有传统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的痕迹,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展出新的特色,表现在坚决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从赞同洋务到支持维新等方面;同时认为其爱国思想是在民族危机、西学东渐的浪潮、儒家匡时济世的传统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上述观点,不乏追踪翁同龢思想的过程演进,具有接陈启新的矛盾特征分析。
           但就后世大多视翁同龢为改革派的观点,马忠文提出了质疑。他在厘清翁同龢开缺前后朝野的反响后发现,当时各界对其罢官原由虽有不同,但几乎都认为翁为守旧者。这种一新一旧的极端反差,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事实上,翁在政变后被打入康党是各种力量政治斗争的产物,翁不是因支持康梁变法而成为康党,而是在被打成康党后变成维新人物的。戊戌政变后,康梁在海外宣扬翁同龢支持变法,清廷也因翁曾力荐康梁支持变法为由将其革职,这些使得翁氏改革的新派形象得以确立。翁同龢身上的“新”色彩是被强加上去的,带有鲜明的政争意味。作者同时指出,揭示戊戌年春翁氏“旧”的一面,只是出于恢复其本来面目的考量本身,并没有对其做出否定性评判的意味。谨慎与稳重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表现为“守旧”,这样的“旧”比起那些漫无章法、急功近利的“图新”并非毫无意义可言。
           也有学者从传统的封建科举选官制度入手,认为科举制度造就了一个因循守旧、暮气沉沉、鄙视自然科学的封建文官集团,翁同龢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由此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政治危机,也就不能振衰起弊,有所作为。还有学者指出,康有为尊崇翁同龢是“中国维新第一导师”并不符合实际。翁同龢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旧文人,也是一位在官场中有着丰富经验的政客,绝不是一个自觉地追赶世界潮流、对工业文明成果有着身体力行的明智官僚。翁同龢对“维新变法”有兴趣,把康有为等人作为一种决策集团外的政治力量巩固自己朝内、朝外的地位,但他既没有自己的哲学和变法理论,也拿不出有关变法的纲领和相应的一整套的实施办法。
           翁同龢作为甲午战争的主战派代表,一直为学界所称颂。但姜鸣对此不无己见,在他看来,翁同龢主战的出发点是相信海陆军尚堪一战,但在整场战争中除了高唱主战宏论,以及在马关议和前力主“宁赔款,不割地”以外,未见其实质性的赞划和补救。作为想辅佐皇帝独振乾纲的“后清流”官员,有心杀贼,无策典兵,不知道如何去迎接日本的挑战。进一步分析,也暴露出整个清政府中枢确不具备与日本相匹敌的具有世界眼光和手腕的政治家集团,比之于十年前中法战争时的决策圈和激扬文字的“前清流”,并无大的长进,这就是翁同龢们的悲剧所在。将翁同龢的主战心路放在晚清“清流”现象中加以考量,从中看到的是传统士大夫在新旧交替时代面前的无奈和徘徊。
          上述对于翁同龢变法思想倾向的研究,虽然学界意见不一,但能注重横向剖析、纵向延伸,并能融入当时的社会语境综合解读,无疑拓展了研究人物心理的分析框架。
          二、社会文化史的新拓展
           近几年来学界倡导的社会文化史,改变了以往从社会、政治、经济等角度的惯常范式,从线性的因果分析转向重在文化独立性的阐释,关注社会日常生活的具体事象,进而寻绎各因素之间的内在互动,成为历史书写的重要取向。与此相应,翁同龢研究的学术空间也有了涉及文化艺术、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为官品格、家族文化等不无广度、新意的延伸与扩充。
          (一)文化艺术
           翁同龢不仅是晚清史上的著名政治家,也在学术、诗词、书画、收藏等领域有着极深造诣,有关研究以往关注甚少,近年来多有留意。戚学民在考察翁同龢学术宗主与交游后指出,翁氏学术较为驳杂,但对阳明学有特别喜好,其论学宗旨和读书记录、人际交往都显示了阳明学的深刻影响,他与好友豫师、李鸿藻、徐桐等帝师对阳明学的学术倾向,超越了个人喜好,与晚清阳明学的复兴有着重要的关系。黄永辉、王倩分别就其诗学交游、诗学思想、诗歌思想内容及其艺术风格等作了系统探讨。罗勇来分析了翁同龢碑帖兼融的书学思想和书法艺术,认为其书法艺术使深厚的传统技法与性情抒发之间达到了和谐、自然、统一的完美典范。邵宁也以翁氏书法为个案,力求勾勒一个比较全面的翁同龢书法形象及晚清书坛现状,明确了翁同龢在晚清书法史上的地位。江山就翁同龢收藏古籍版本的鉴定方法作了探讨。胡燮敏则结合翁氏日记、诗文,整理归纳了所记家乡常熟的民俗风情,包括祭祖、结婚、祝寿、丧葬以及俚语乡谚、迎神赛会等习俗,认为他的民俗观体现了儒家的尽忠保国、家庭的尽孝报族、家乡的眷土恋民等思想。
         (二)日常生活
           近年来兴起的生活史研究,使传统的政治骨架增添了社会生活的血肉,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和立体,翁氏的日常生活同样被纳入了研究视野。仲伟行考证了翁氏开缺回籍后的生活居处,认为翁氏晚年除山居于瓶隐庐外,在城区的居所则从塔前张宅至南泾堂翁宅,再移至翁宅后门报本街,直至去世。周立人通过对翁氏晚年日常生活的考察,揭示了翁氏的爱国情怀、乡梓情怀、民生情怀,再现了晚年翁氏乡居生活的真实图景。沈潜结合1872-1874年翁同龢在籍丁忧的日记梳理,追踪了他借助书楼居所、园林寺院、古玩书摊等故乡常熟多元化的文化场域进行交往、交流的身影与心影,认为乡居期间的翁同龢赖以传统的血缘、地缘和学缘基础之上,为自己的日常生活构建了一个集聚乡邦文人绅士的文化交往空间。借以翁同龢在这一场域的交往惯习,不难看出他内在的生活方式、精神气质和思想性格。陈艳飞则以翁同龢日记与家书资料为依托,对翁同龢及其家人的日常健康维护与和医疗活动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论述。
          (三)人际网络
           翁同龢立朝四十余载,遍交海内,社会关系极为广泛而复杂,其中与王公大臣、地方大吏的交往和矛盾,直接影响着晚清朝局。翁氏人际网络因此一直为论者所重视,以往翁氏人际关系研究,主要涉及与慈禧、光绪帝、李鸿章、荣禄、刚毅、奕䜣、康有为、张謇、张元济等关系,在已有基础上,近十年来的相关研究出现了一些新走向。
           前述马忠文《戊戌年翁同龢开缺前后清廷满汉关系管窥》一文中就翁同龢与刚毅、荣禄之关系多有考辨,认为戊戌年春策动将翁罢职最有力者是军机大臣刚毅而非荣禄。由于康有为、梁启超在政变后极力攻击荣禄,将其视为慈禧发动政变的帮凶。受其影响,人们多将荣禄视为排挤翁氏的主要人物,这与实际情况不符。作者认为,翁同龢开缺虽与刚毅、荣禄等满洲权贵难脱干系,但必须全面考量,似不可简单视为满汉矛盾的产物。陈晓平也认为,翁同龢与荣禄自1870年起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到甲午战争时期因政见不同而发生冲突;1900年慈禧西逃抵达西安,准备将罢官归里的翁同龢赐死,经荣禄两次大力求情,翁氏因此逃过一劫。贾熟村考察了刘铭传与翁同龢兄弟的恩怨,认为双方在修筑铁路等方面存在不同政见,但并未太多地影响他们的私谊。同时基于赫德致翁函、电文和翁氏日记的记载,研究了赫德与翁同龢的往来。陆玉芹着重梳理了甲午战争中分别代表帝后两党的翁同龢与徐用仪之关系,指出两人在和战、割地和赔款等问题上多次相争,但并无证据证明徐用仪的罢官是由翁同龢指使的。另外,也有学者就翁同龢与王蓉洲、谭钟麟、赵宗建、吴昌硕等不同层面的交往事迹做了专文考辩。朱育礼、朱汝稷探讨了作为晚清政治精英世家常熟翁氏与湘乡曾氏之关系,认为二大家族同秉修齐治平之训,同具经世致用之学,同为朝廷重臣,又同处于国家危急存亡之际,他们审时度势,倡办洋务,推行新政变法,都属政治精英。难能可贵的是两家的父子兄弟都能捐弃私怨(尤其是翁同龢以德报怨),共纾国难。在洋务、外交、财政等方面精诚合作,为维护国家利益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谊延数世的君子之交。
           以上对翁氏人际交往的研究,不仅包括同僚、同年、同乡及师生等关系,还扩展到了中外关系、家族关系等层面。
          (四)为官操守
           人物研究离不开对个人操守、品行的认识。近年来基于反腐倡廉的现实关怀,学界结合翁同龢在晚清政坛为官数十年的从政品格、操守等精神遗产,做了鉴往知来的有益探讨。2011年翁同龢纪念馆编纂出版的《碧水琴川——翁同龢精神遗产与廉政文化》,汇集了谢俊美《晚清官场勤政廉洁的典范——翁同龢》、戴鞍钢《晚清政坛与翁同龢的操守》、杨増麒《勤政——翁同龢清正为官的重要表现》、李梦芝《为官清正,操守廉洁——对翁同龢回籍安葬父、兄、妻一行的考察》、田玉洪在《清洁自持翁同龢——从礼单观察翁同龢的官场人生》等38篇文章。以上论文从不同视角、材料、方法,翁氏清廉为官的政治品格,充分论证了翁氏勤政廉洁、尽忠职守、洁身自爱的从政操守。
          (五)家族文化
           翁氏家族在藏书、文学、书画艺术等方面卓有成就,为海内外所瞩目。曹培根著《常熟翁氏藏书世家》,从翁氏文化世家入手展示其家族的文化精神,全面反映翁氏在藏书、文学、书画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及翁氏明清官绅名宅文化。沈潜撰文指出,翁氏家族在代代传承的家风熏染下,通过科考而仕途进身,由耕读之家酿成文化世家,以读书力学、著书立说为职志,重视自身的文化积累与建设,凸显家族的品行修养与文化传承,秉承了清廉自律、志在报国的优良家风,堪称地域文化的独特精神坐标。
           此外,有关翁氏日记的文本史料价值,以往研究往往侧重与重大政治事件相关联的钩沉,近年来又有新的视域延伸。沈渭滨结合翁同龢在日记中对同治帝得病到死亡的逐日记载,给出了同治帝的真实病情及死因。也有学者就日记的文献特质、日记的戏曲史料价值以及基于日记的历史气候变化,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开掘了翁氏日记所负载的丰富历史信息。
           三、文献整理的新开掘
           史学研究重在材料发掘,新空间的开拓与新史料的发掘密切相关。较之过往对翁氏家族文献整理与研究重视不够的倾向,近十年来显然有了令人欣喜的新进展。
           史料发掘方面,首推翁氏日记、文集、诗词、信函的整理。以《翁同龢日记》为证,十年前已有三个版本(1925年张元济影印本、1970年赵中孚编辑的台湾排印本和1985年起陈义杰整理的中华书局版本)。近年翁氏后人推出新版《翁同龢日记》八册,新版本首次以家藏日记手稿原件为底本,并增补了翁同龢早年日记两种以及军机处日记、自订年谱等,编者逐字校订,查漏补缺,对历次删隐做了完整复原,可称目前翁氏日记中最完整的一个版本。为便于读者查阅,新版本编制了日记的人名索引作为附卷。诗文编纂工作,谢俊美所编《翁同龢集》,包括奏疏、函稿、诗词联对、文录、松禅自订年谱、甲午日记和随手记及附录七部分。其中奏疏100多件,函稿收录1300多件,诗近700首、词10首、联对50副、文录141篇,成为研究翁氏生平、翁氏家族和晚清社会的重要资料。朱育礼、朱汝稷校点《翁同龢诗集》,汇辑了迄今能搜集到的翁氏全部诗词作品,据以《瓶庐诗秒》、《瓶庐日记》等多种版本等校标,并辑补佚诗100余首。《上海图书馆藏翁同龢未刊手稿》辑录432件罕见的的翁同龢手稿墨迹,分为“尺牍辑萃”、“诗文辑佚”、“语录辑要”和“杂件辑存”四部分,计有尺牍、诗、文、语录、封面题词、杂件六类,展示了翁同龢不同时期的书法艺术成就,有着弥足珍贵的文献史料价值。书信是研究历史人物的原始资料。赵平把现存翁同龢与同僚间的858封书信加以辑录,就致信人概况、与致信人交往、书信所涉相关背景及疑难词句进行笺释,将原本不被重视的书法作品转化为书信集文本。
           其次,还有翁氏家族成员日记的整理。翁心存是翁同龢之父,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朝廷重臣,张剑先后倾心整理《翁心存日记》、编校《翁心存诗文集》并出版。此外,包括翁同龢嗣子翁曾翰、侄孙翁斌孙、曾孙翁之熹等家族成员的日记也陆续整理出版。这些近代文献史科的整理出版,对研究晚清史及翁氏家族无疑有着弥足珍贵的学术价值。
           史料考订方面。仲伟行著《翁同龢日记勘误录》,将日记稿本与排印本对比,纠排印本之字句脱漏、衍误等7000多处。卞孝萱、武黎嵩利用《海虞翁氏族谱》加以考订补遗,编制了海虞翁氏始祖翁景阳至翁同龢世系图及主要成员情况简表,并结合相关文献相进行解读。此外,针对新编《翁同龢集》在时间考订、文本移录、断句标点、人物注释上存在的讹误,姜鸣、李红英、都樾等学者就此多有考订和修正。李红英结合国家图书馆藏翁氏家书,就《翁同龢集》中所收书札加以考证,纠正函稿中的系年错误400余处,总计18万字陆续刊出。这些力求文献资料的真实准确,便于读者对史料的利用和史事的判断。
           四、继往开来的新愿景
           检视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翁同龢的研究,无论是拓展的视野,还是挖掘的深度,均取得了新的进展,但在此基础上值得开拓的学术路径与空间还相当大。笔者以为,不妨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转换传统研究范式,拓宽学术视野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领域的活跃并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历史研究出现了范式的转变与方法的更新,研究视角也由政治史向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领域逐渐渗透与扩展。因此,政治史看似有了日益边缘化的倾向。毋庸讳言,在泛政治化语境的传统叙事框架下,过去对于历史人物的关注点,往往放在对政治斗争、权力关系、政治事件的过程作宏观叙事,在传统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了解到堆积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描述外,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人物形象因此多有演绎政治理念的功能及符号,难免了单一化、程式化、教条化,甚至脸谱化的缺憾;也难免了研究选题的陈旧、内容的重复,以及理论框架的空洞、问题意识的缺乏。其实,政治史与社会史并不对立,而是以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交相互补。不同的视角与方法,无疑可以挑战传统的史料认识。社会史的研究范式,要在立足于“整体史观”的视野,以具体的历史场景感,寻求各因素之间的内在互动,渐成细化、深化的趋势,这样有助于彰显被遮蔽了的真实面貌。
           历史上的翁同龢是一个集内外矛盾于一身的人物,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翁氏研究的纵深拓展,需要突破以往传统研究范式的窠臼,注重历史人物的多重面向和具体细节。因此,可以在二方面加以推进:
            一是继续开拓新文化史的视野。史学是人学,社会生活史是以人的生活为核心连接社会各部分的历史。将日常生活、社会网络纳入研究视野,有助于深入人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与观念世界,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历史。就深化翁氏研究而言,譬如,由日记不难发现,翁同龢的身体状态几乎一直与病况相缠绕,身体的变化起伏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对于他的日常生活安排与社会行为抉择产生影响。从身体史的视角切入,也许可以看到许多过往被忽略了的丰富内容。再譬如,翁同龢一生有着良好的阅读习惯养成,借以关注不同时期的经史文本阅读,可以再现他的知识谱系、思想底色、价值系统的构建与铸造、丰富与绵延。此外,有关情感史、交游史、收藏史、家教史等等,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意味。类似多维的视角观照,虽然不无“碎片化”的影像,但可以从历史的宏大表象下挖掘出少为人知的潜流,对追寻翁同龢的心路历程形成一种多侧面的解读,将“碎片”串连组合,有益于整合起个体生命鲜活生动的立体形象。王忠良、沈潜的新作《翁同龢》就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尝试,作者把历史对象置于宏观的时代背景中解读,又在家庭、情感等微观细节上把握,写出翁同龢的乡情、亲情、友情,体现“人”的性情、“变”的心路,刻画他在矛盾纠结中传承并守望一生的家国情怀、文化情怀、民生情怀,于温情解读中力求贴近翁同龢生动的、真实的内心表达,力求逼近一个有血有肉有体温的生命影像。
           二是纳入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视野。以此为视角切入,把考察点放置在地方社会历史脉络中去理解,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大而粗、笼统而宏观的弊端,有助于给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带来新的思路和面貌,多姿多彩的叙事中更能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可靠,通过碎片的拾掇,重新拼贴出一幅整体政治史的图像。结合翁同龢研究来说,他不仅是有全国影响的历史人物,也是江南区域社会的标志性人物。作为区域社会的代表性士绅,伴随不同时期的社会变迁,翁同龢及其家族的人生事业及其精神内涵,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与区域社会的双向互动,不失为考量传统社会下的士绅演化的典型个案文本。正如在2013年翁氏文化专题研讨会上有学者指出,有清一代,江浙地区基本上是中国学术的中心。时至晚清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兴起,是整个南方人参与中国内阁中枢、权力中心的开始,到翁同龢参与军机的几十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因此可以说,翁同龢是代表江浙文化的最后一人,之后的江浙地区知识分子基本上慢慢退守了。在此意义上说,研究翁同龢就不仅仅是翁同龢一个人的历史,也不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而是整个中国近代以来历史流变的一个缩影。以翁同龢为视角和出发点,去研究翁氏家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变迁,完全可以写出一部更全面、更透彻的中国近代政治生态和文化变迁的历史著作。这是非常有见地的,也是今后翁同龢研究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
         (二)推进翁氏文献整理,慎审解读史料
           挖掘和占有丰富、信实的文献资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性课题。应当看到,近年来翁同龢研究在史料发掘上确实取得了新进展,但目前仍有不少翁氏文献分散于各地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除了翁氏日记、文集、信函、题跋,还有当朝办公时抄录的大量“随手记”,有待做系统的收集、整理;对翁氏其人其事的回忆和评述的时人文集还有待继续发掘。欣喜的是翁馆正在积极组织力量筹划出版《翁同龢全集》,相信史料宝库的不断填充,必将成为我们拓展研究视野,将研究引向深入的新起点。与此同时,如何在方法上和范式上充分运用这些珍贵的史料,也需要我们认真以待。历史叙事有赖于对历史材料的拾掇以及坐实依据的逻辑论证。由于史学研究的主体者难免了自身的主观性,面对相同的资料,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认识往往有着见仁见智的差异;更有对于史料欠妥欠细的解读,失实之辞因此难免。上述翁氏家族系列日记的出版,从翁心存起于1825年的日记,到翁氏后代翁之熹延至民国的日记,时间跨度大,翁氏家族日记前后记述了清末民初一百多年的历史,极大地拓展了翁氏研究的史料来源。但必须以更加谨慎细致的姿态解读史料,以免出现牵强附会、望文生义甚至不必要的学术疏误。平心而论,近些年来,茅海建、孔祥吉、马忠文等学者坐实翁氏史料,功力之厚实,解读之细微,令学界瞩目。循其信实的史料叙事脉络,力图还原历史场境与语境,不乏辨正的新意。
          (三)打造学术平台,实现学科交叉互补
           翁同龢不仅是晚清著名的政治人物,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学者。但是,翁同龢研究长期以来大体局限于史学的界面,现有成果研究内容往往顾此失彼。这样的研究视域与路径,对其历史形象的认识未免太过窄化。全面、系统、完整的翁同龢研究,必须把翁同龢研究拓展到翁氏家族人员的研究,扩大到对其文化、艺术、收藏以及思想等领域。因此,也就需要我们打破原有的学科局限,呼吁多领域的专家组建研究团队,以期联手合作,分途并进,比如从文学史、书画史、学术史乃至社会史、文化史等多元化视角切入。这样的努力,更有助于综合、立体地认识研究对象。同时,还要积极打造学术平台,培养新生力量。不久前由常熟市社科联、翁同龢研究中心启动《同和讲堂》学术沙龙,邀请各地专家学者就从翁氏文化到江南文化,到近代中国等专题,举办开放式的系列学术讲座;并编辑出版《翁同龢研究》学术年刊。这些举措,无疑能极大地推进翁同龢研究的深入开展。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学界对于翁同龢的研究并未因十年前翁同龢逝世100周年纪念的高潮而相对沉寂,无论是在研究视域、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资料等多方面,均有丰硕的成果,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我们相信,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与视野的拓展,随着翁氏文献资料的不断开掘发现,翁同龢研究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学术空间。
     

    友情链接1: 六合王特码论坛 香港六合开奖结果 香港马会2018年开奖结果查询 黄大仙王牌九肖全年版 香港六合唯一官方网站 香港马会开奖结果 六合图库 白小姐内部一肖一码 王中王中特网免费资料大全 管家婆中特玄机图 看图解特马横财图解 2018另版葡京赌侠诗 管家婆彩图每期自动更新 香港马会资料开奖结果直播 东方心经今期彩图 2018年一句梅花诗 2018年刘伯温玄机资料全年 246天天开彩资料大全 2018年香港正版挂牌每期自动更新 正版铁算盘资料 白小姐中特网 王中王免费提供生肖开奖 藏宝阁开奖资料 牛魔王管家婆彩图 一句梅花诗2018全年 一点红心水高手论坛 东方心经ab版仙人指路 刘伯温一句天机诗 大红鹰高手心水论运 大赢家心水高手论坛 天下彩免费资料大全 惠泽天下免费资料大全